本文考察了投资群体在拥有不同创业生态系统的21个国家中扮演的投资角色。 通过集团资金的准随机分配交易（quasi-random assignment of deals），作者发现资金对企业成长、绩效、和后续筹资具有积极影响，与国家创业活动水平和企业家友好程度无关。 然而，申请资金（并最终获得资助）的创业公司的成熟度与该国的创业友好程度成反比。 这可能常早期的创业公司审查（self-ing）的结果。在创业友好程度较低国家的初创公司不期望从投资团体获得资助，只有更成熟的企业才适合投资。
本文发现了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将公司经营范围的演变与外部资本市场在过去三十年里不断变化的摩擦联系起来。作者发现，大型多元化上市公司在外部资本市场高度摩擦时期（如最近的大萧条时期）会扩大经营范围。而且，企业跨行业分散他们的投资需求和现金流。在非多元化公司、单一经营和多元化经营私企的并购活动也发现了类似现象。 在总体数据中，作者发现并购的构成由单一化转向多样化，并随着外部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与这一观念基本一致，即企业为了应对外部资本市场收紧而扩大其经营范围。
本文考察信用违约互换（CDS，即信用违约掉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模型引入动态的投资和融资。在这个动态模型中，企业在每个时期都以最佳方式选择违约、投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 该模型考虑了几个现实世界的摩擦：股东的有限责任（limited commitment by equity holders）、股票发行成本，破产成本以及债务重组摩擦（debt renegotiation frictions）。
作者构建了两个版本的模型——有无CDS市场。 在有CDS的版本中，债券持有人可以在CDS市场进行交易。 本文的动态模型包含了CDS的负面和正面影响。CDS市场导致更多的清算，但也降低了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并减少了股权融资。 在对模型进行校准之后，作者发现随着CDS市场的引入，公司价值平均增长了2.9％。 公司会投资更多，杠杆率也会增加。 CDS对小型、有财务困难并且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企业的价值影响是最大的。
本文提供的表明，证券设计反映了资本供应商（capital supplier）和证券发行人（security issuer）偏好的相互作用。 尽管在可转换证券设计中，提前赎回条款是默认的，但只有少部分2005年以后发行的证券是可以赎回的。 由于对冲基金如今在可转换债券市场占主导地位，以及在不可赎回的情况下可转换证券套利风险较小，所以最近新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赎回条款的出现频率下降了。这说明了资本供应商的偏好在证券设计中的重要性。
评级机构出具供投资者使用的评级，但从发行人那里获得大部分收入，这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作者在印度使用非评级服务（non-rating services）以及相关支付方式。用基于前面服务得到的独特的数据集来测试这种利益冲突是否影响评级质量。代理机构（Agencies）对支付非评级服务的发行机构（issuers）评级更高。 这些发行机构也有更高的违约率。更高的评级和违约率增加了支付金额。这些结果表明，尽管违约风险较高，但聘请非评级服务机构的发行机构可获得较高的评级。
即使是同一时间的同只股票，在应计收益和投资者税收性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共同基金的资本收益锁定效应（capital gains lock-in effect）的变化。作者发现这种效应会影响基金的管理决策：较高的资本收益会降低基金在争议投票（contentious votes）前退出的可能性，并增加基金对管理层投反对票的可能性。本文调查结果集中在那些拥有对税收的投资者的基金。此外，持有股票的基金总资本收益较高，这预示管理层得到反对票的可能性较高，并且争议投票的可能性较低。
作者表明，在实行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制度（BBSO）的初始几年，这些公司的员工流动率会下降。作者通过尚不可行权的期权价值的意外变化找到关系一致的。很大一部分公司员工流动率的下降是暂时的。在BBSO计划实施之后的第三年，员工流动率也在升高。赠与期权第三年后的员工流动率增长量与前三年的累计减少量相等，这表明BBSO计划会延迟而不是降低员工流动率。
大型美国公司在养老金相关事件之前修改高管的薪酬。高层管理人员在冻结养老金计划实施的前一年一次性获得较高的年度金，或者退休前一年获得一次性应计养恤金收入。当高管们有资格一次性退休时，企业还通过降低计划贴现率来提高退休金支出。 管理层养老金的增加（Increases in executive pensions）似乎并不是为了提高或保持（retention）现有管理水平，更有可能发生在治理不善的公司。这些发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他们的养老金计划寻租。
作者与银行首席执行官进行面对面的，将21个国家的397家银行归类为关系型贷款人或交易行贷款人（relationship or transaction lenders）。 然后，利用这些银行分行和14100家企业的地理坐标，来分析公司附近银行的借贷技术与信贷约束有关。作者发现虽然在经济繁荣期间关系借贷与信贷约束无关，但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可以缓解这种约束。对于中小企业和信息不够透明的企业以及经济下滑更加严重的地区来说，这种关系借贷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关系借贷缓解了经济下滑对企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构成贷款的常青化（evergreening of lo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