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野莉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关键的地理，使江西自古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百越文明交流融合的“会所”。东晋时期的士族南迁，江西是首冲之地；到了南宋，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转移到江西，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的时期。
尽管到了明朝后叶，江西逐渐失去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在近现代落于后列，但几千年的传统所形成的人文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历史的机遇一旦到来，江西人文便将焕发现代的生机。当我们用理论总结中国当代特色经济的先进性，并以远瞩的眼光审视其面向未来仍需改进的不足，我们必须从它的源头去把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汲取营养的根须，将目光聚焦于江西的人文。以下我们从五大文化符号和当代交易成本经济学两个范畴做扼要检测。
黄河文明与长江、百越文明的南北交汇，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加之近现代历史的重头戏上演，赋予了赣文化丰富的人文内涵。这一历程脉络中涌现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共同组成了江西人文的脸谱，彰显了赣文化的五大属性。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文的个性，在江西，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陶渊明。陶渊明的儒道合一的思想，构建了与相对应的中国人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家园，有了这一根系在大地上的坚守，从此中国人在任何艰险困阻面前，都有了心灵的安全感。陶渊明所影响的欧阳修、黄庭坚、曾巩、晏殊、晏几道、朱熹、陆九渊、文天祥等一大批江西籍士大夫，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沧桑中，为中国坚守住了对应于教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动产，也为江西文化注入了坚守的个性。
王安石被马克思称为“中国11世纪的家”，为解决国家的内忧外患，王安石主持了北宋朝廷包括经济、、军事、教育的全面。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包括预算制度（设“三司条例司”）、储蓄食粮制度(均输法)、贷款制度(青苗法)、平抑物价制度(设“市易务”)等。尽管由于时代的条件，王安石变法告于夭折，但王安石把社会资源优势为经济资源优势的经济学，后世看来充满了先进性。更为可贵的是，王安石变法贯彻了“以人为本”的，他的措施是从人的需求出发，如：为了使人在粮食欠收时度过而设立青苗法，为了让农民从劳从中出来而设立募役法，等等。
位列中国历史上十奸的严嵩，早年因为权威人士主张“毋得江西人”，失意之下，也曾“学种南山田”，效仿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然而，一旦重返政坛，在的斗争中最终胜出，其人生也定格于窃权罔利。文化中心南移之后，江西人在政坛一度成为绝对的主角。两宋时期，江西出了5142名进士，占宋朝进士总额的1/6以上，其中，有27人曾出任过正副宰相之职，占两宋的正副宰相的1/5。到了明代，更是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严嵩可谓是江西“文化”的集大成者，他遗臭史册的人生，用红灯了赣文化腐蚀性的一面。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鼎盛于明朝。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在湖广，更是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然而，江右商帮兴盛的背景却难逃农业时代的定律：地少人多，光靠农业不足于养家糊口，必须外出谋生。当晚清时期，江西受到曾国藩与太平军战争的重创，人口锐减，江右商帮便一蹶不振。在土地能养活人口的情况下，赣文化的小农性，拴住了传统赣商走出去的商业动力。
江右商帮的小农性，在层面则表现为用农业时代共同的文化价值凝聚商业资源（包括资本、人脉、商机、货源等），其符号便是以祭奉江西净明祖师许逊为名的万寿宫。据统计，明代各省在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人兴建的万寿宫就有14所，占34％。近期，据学者统计，江右商帮在全国兴建的万寿宫共达1450多座。
江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的摇篮——井冈山，在江西；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在江西；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在江西；国的摇篮——瑞金，也在江西。1931年11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议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毛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他从调人员、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仅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开始，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一个会计，一个记账的，一个出纳，还有个管总务的，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过几个人。来银行工作的人文化都不太高，业务也不熟悉，毛就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金融知识、操作规范。解放后一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就是在他的培养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可以说，江西苏维埃经济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白手起家的。毛的财经建设为新中国贡献了第一笔金融财富。这一财富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上的。
1937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交易成本，指产品或服务从一个单位转移到另一个单位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成本和代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工作。在高科技时代，生产效率极大程度提高，商业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便由生产过程转移到了交易过程。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发生的原因来自于人性因素与交易因素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造成交易困难所致。他指出了7项交易成本的来源，即有限（BoundedRationality）、投机主义（Opportunism）、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不确定性与复杂性（UncertaintyandComplexity）、少数交易（SmallNumbers）、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ic）、气氛（Atmosphere）。总而言之，决定交易成本的不外乎两大原因：一、由于交易参与者即人的有限性，所造成的信任与沟通成本；二、由于资产专用性，所造成的信息与资源的流通障碍。
首先，对人的有限性所造成的交易成本的管理。人的有限性主要表现为愚蠢与，即威廉姆森所说的有限、投机主义、气氛等，由此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和约束成本。兴于宋明时期的江右商帮，为这一类交易成本的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遗产。人的有限性所造成的信任与沟通成本，主要在于感情习惯的分歧。在中国，“老乡”是一个拉近人的心理距离的词，受同一地方文化塑造所形成的共同的感情习惯，极大地降低了信任与沟通的成本，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地方商帮的兴盛。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除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上的共同的价值。江右商帮在省内外兴建万寿宫，把江西先贤许逊的形象为农业时代的，并赋予了他神仙的位格。许逊的神像，凝聚了传统赣商的彼此信任，而万寿宫也为江右商帮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详和、融洽的交易气氛。我们发现，万寿宫的大规模兴建，用集体的力量对交易成本进行了组织化管理，使小本经营的商人个体无须承担人的有限性所造成的交易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效率，从而在科技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对交易成本的这一管理模式，今日看来仍然使人肃然起敬。
另一方面，对资产专用性所造成的交易成本的管理。“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Wiliamson，1989），威廉姆森认为，“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交易成本理论就没有力”。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可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专用程度越强，信息与资源的流通性越弱。当一项交易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可采用标准市场交易，而当一项交易涉及中等程度或高度专用的资产专用性时，则应该通过对交易方式的选择加强风险控制。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流通性越弱，资产的沉没性也就越大，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为控制这种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产生了三方治理（中介力量介入）、双方治理（长期合同）、统一治理（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内部交易）等交易方式。对交易方式的选择，即关乎交易风险的控制，又涉及交易成本的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王安石的经济学，为此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管理。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主要体现在把社会资源优势为经济资源优势，在已有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对经济资源进行统一治理。这样，比起三方治理，节约了中介的成本，比起纵向一体化的统一治理，节约了结构建设的成本，既控制了交易风险，又实现了交易成本管理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