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迈出口的熟悉领域，感受别样文化的风土人情，这种经历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种，回到很多年前也不例外。
今天的旅游指南或叫旅行指南，是专为游客或旅行者设计的地方信息书，它通常包含景点、住宿、餐饮、交通和特色活动等信息，配以地图、路线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解释。对于古人来说，没有手机GPS定位与实时的地图参照，出行远方的未知感就更为强烈，好在他们也有旅游指南。
在，最早的旅行指南要从Periplus说起。Periplus是希腊语的拉丁化，现在专用于腓尼基人、古希腊、古罗马人航海时的“”一词。早在公元前50年，有关大西洋沿岸以及从波斯湾到印度之间的航海指南就已出现，早期海上航行的目的在于近海交易，因此航海指南的撰写者也多是海上贸易商们。著于公元1世纪的《红海环航记》就由一位埃及商人以朴素的希腊文写成，记载了当时埃及到印度的海上贸易细节。虽然现存的文献篇幅只有二十页，但在这二十页里，恰好包括了两篇旅行日记，其中一篇从红海北部出发，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至拉普塔；另一篇的路线则沿着也门海岸，穿过公海到达印度河。写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作者同样也是一名商人。这位希腊商人可能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但显然去过东非以及印度恒河——在他的游记里，详细记载了上述地区购买特定货物的商业点。其他具有类似实用信息的手稿包括《皮瑞坡罗伊》，该将地中海沿岸的一系列港口、港口间的大致距离，以及沿海的地标都一一罗列，还给出了可获得淡水资源的地理信息。
公元3、4世纪以后，旅行指南的书写者们就不再局限于商人群体。诗人阿维尼乌斯在4世纪写就的《沿海之滨》，记录了从马赛到卡迪兹的海岸线概况，为罗马帝国出海的旅人提供了详细参考；在亚历山大港工作过的文学家狄俄尼索斯采用简洁优雅形式写成了《世界指南》，对希腊诗歌里出现的世界予以形象描绘。《世界指南》虽不完全是为了现实中的旅行者所写，但翻译成拉丁语后到古罗马，也激发了罗马人对希腊建筑名胜与风俗文化的好奇。
与今天现代旅游业惊人的相似，早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就已经发展出了游学旅行、商务旅行、教旅行、休闲旅行等不同目的和性质的旅游活动。尤其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旅游热潮达到了巅峰。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为语言，扫清了旅行交流障碍；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发达的道路交通网络，使旅行之路更为便捷；当然——丰富多样的地图与旅行指南，也极大鼓励了古罗马人游历四方。
注重实用性的古罗马人为了出行制作出各式各样的指南，这些旅游/旅行指南常常绘制在纸莎草、羊皮纸、石头或青铜上。体积最大的指南当属镶嵌在韦斯帕芗和平神庙图书馆外墙上的罗马城图志。这是一副高约18米，宽约13米的大理石地图，建成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初。当时初来罗马的游客们，只要站在城图志下仔细观望，就能迅速了解罗马城，信息详细到罗马城中心几乎每一座、浴场、公共建筑、街道和私人住宅。
其他便于携带的小型地图指南也十分实用，比如绘制于公元4世纪的“波叮噶地图”。波叮噶地图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本旅行手册：在一张长6.75米，宽0.34米的羊皮上，当时主要的大城市如罗马、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等都编制在册；在河流、山脉与海洋构成的图景中，罗马的城镇、村落点缀其中，以各种颜色、符号标注；每条道路的里程，甚至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最佳旅行方式都给予了详细说明。
流行的旅游指南里，还有别具一格的“银酒杯导游图”。“银酒杯导游图”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银杯一般呈圆柱形，高度约为9到11厘米，杯子外面刻有铭文。银杯外的铭刻标示了从某地到罗马的旅程，包括沿途停靠站、马匹驿站、旅店和小吃店，以及它们各自之间的距离。银酒杯导游图轻便且实用，据推测这些杯子很有可能在罗马的主要建筑景点门前作为纪念品贩卖。银杯既可以为旅人提供便捷的帮助，也利于旅游目的地的宣传，可谓一举两得。
公元260年，即位的罗马加里安努宣布教为教，此后教在罗马逐步远离了害的命运，开始代替罗马神庙成为正。伴随教在罗马的崛起，有关教朝圣的旅行指南也相继出现，绘制于公元3世纪末的“安东尼路线图”就是典型一例。它一共标示了225条道路，每一条道路都注有途中驿站及每个驿站间的距离，只为给教朝们提供通往圣地的最佳旅行路线。另外一个生动的旅行指南刻在一个残缺的墓碑上，该墓碑位于罗马东南部的阿帕亚和拉蒂娜之间，碑石上錾刻出从西利西亚到卡帕多西亚为期八天的旅程。在埃及，一位名叫赛奥法尼斯的信徒用自己的游记手稿，记录了公元333年从高卢到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
世界范围内，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早期，罗马帝国是人类旅游热潮的巅峰，那么我国明朝的文人墨客则是古代社会后期的旅游明星。历史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时发现，具有旅游指南功能的旅游书数量在晚明时最多，且有别于之前，旅游活动已从上层阶级风行到了平民百姓，发展出了一套商业化的餐饮、住宿、路线规划。
明朝人为什么热衷旅游？商人阶层的兴起，商业经济的发展自不待言，晚明时期人口爆炸性增长，劳动力充足，能为旅游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服务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力。更重要的是，文人、士大夫为旅游赋予的文化与内涵，使得旅游成为了一种风尚。此外，各类旅游指南的集中涌现，也为明朝人的山水、城市之游铺平了道路。
第一类非方志莫属。方志，顾名思义，为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针对某一地区的地理名胜、卫所、水陆交通、人口、物产、文苑等资料进行综合连续的记载，篇幅上有薄册，也有著成长篇累牍的史志。方志历史悠远，《周礼·地官·诵训》即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而关于这种文本的历史演变，一说是起源于史，一说是演化于地理著作，还有人认为方志是对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体裁的融会贯通。但无论源自何方，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的方志既能作为地方年鉴，也可用于乡土教材，对于一个勤学的出行者来说，更可以作为事无巨细的旅游指南。
从针对的区域范围划分，方志有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这两大类。以明代方志为例，的总志如《大明一统名胜志》，卷一即介绍了顺天府22县5州的名胜古迹。名胜的地理、周边景观、历代典故都有详细说明。地方性方志更是数量繁多，关于地区的就有《洪武北平考》《顺天府志》(永乐)《嘉靖通州志略》《嘉靖居庸关志》《万历永宁县志》《北平图志》等等，对京城进行了全面解说，方志中绘有地图，直观呈现出水陆交通、山川名胜的具体方位，为赴京旅行者提供了详尽可靠的信息，可以说是旅游途中的必备指南。
第二类旅游指南是“路程书”。与欧洲航海图或行程图一样，路程书原本也是古代商人交通往来的参考工具，后因为商人在旅途中也顺带观光，由此也逐渐兼具了旅游指南的功能。就地区而言，明代记载水陆交通的路程书比较有名的有：《环寰通衢》《一统路程图记》《天下路程图引》《天下水陆路程》《图相南北两京路程》等等。路程书的数量比起方志要少得多，但侧重记载了水陆交通路线及各地的行程、里程，十分实用。
第三类旅游指南从宋朝起开始流行，明清时达到巅峰。该类型通常用叙事、散文和日记风格写成，内容包括对旅游景点的细致解说，对沿途地方地理、风俗、物产、人口、商业、食宿、交通等信息记录，以及作者自己旅游体验的抒发、总结，从中诞生了不少赫赫有名的作者——这样的旅游指南就是“游记”。
如宋代诗人范成大（公元1126年-1193年）著成的《吴船录》，分上下两卷，以日记体记载了作者由成都启程、取水路东下，一路途经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长江三峡、洞庭湖、赤壁、庐山等风景名胜，历经五个月直至临安。明代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公元1587年-1641年），历经30年、足迹遍及现今21个省、市、自治区，最终著成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5月19日，还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明末清初时，思想家顾炎武所著的《昌平山水记》，记载了西山、西苑、天寿山等景点。
可以说，明代时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超前了世界将近一百年。18世纪以前，游历中国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传教士在其游记中就赞叹，明朝的平民也能在旅行中享受平整的道路、精致的画舫、普及的旅馆和丰富的餐饮。而在欧洲，18世纪前只有贵族才能出游，旅游指南的发展也严重依赖贵族个人出版。但工业之后，中产阶级的财富累积逐渐，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旅游业开始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旅游指南也逐渐成熟完善起来。
英国女作家马亚丽娜·史塔克是影响现代旅游指南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发现在181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普通英国人开始出国旅行，家庭出游和旅游者对预算的关注是这些群体旅游的主要特点，而此时传统游记写作在描述各地交通状况、风土人情的同时，还通常带有教的箴言规劝，夹杂作者的个人主观评判。
马亚丽娜·史塔克打算来一个改变。在撰写关于意大利的旅行指南书——《意大利书简》时，她放弃了个人化的表达，转而将重点放在诸如行李准备、护照获取、每个城市旅行的消费（停留过的每家餐馆和旅馆的费用与服务）记录上，甚至还在书中交代了如何在旅行中照顾老人和幼儿的需求。她还设计了一套“！！！”感叹号评级系统，给书中提到的景点、餐饮、旅馆打分，更方便阅读者选择行程，可以说是今天星级评价系统的。
可想而知，这种新型旅行工具手册一经面世就备受欢迎。马亚丽娜·史塔克所写的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指南，是19世纪英国游客前往欧洲国家之前行李箱里的必备。从1800年到1839年，《意大利书简》一共修订了九版，每版销量都大获成功。与知名出版商约翰·墨瑞合作以后，马亚丽娜·史塔克的旅行指南目的地又超越了欧洲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系列旅游出版物。在不断的修订过程中，旅游路线和旅游景点的概念被添加，周边食宿信息、城市博物馆重要展品也纳入了星级打分推荐。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马亚丽娜·史塔克的旅行指南书几乎将今天旅游指南的全部功能都演化完成，成了之后旅游指南的模板。
另一位对现代旅游指南影响深远的人物叫托马斯·库克(1808年-1892年)，他又被称作“近代旅游业之父”，是世界上第一个组织团队旅游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组织了环球旅游团的人。库克本是一名传教士，以四方的形式散发浸礼的小宣传教义。这个过程中他游历了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对旅游业开始产生兴趣。他在新兴的旅业里不断试水，每一次都伴随着亲自制定的旅行指南。
1845年夏天，出于商业盈利的目的，他组织了从莱斯特出发、途经若干停留地、最终到达英格兰西部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团体游，共350人参加。库克为这次旅行特地撰写了《利物浦之行手册》，分发给团队里的旅游者——这也是第一本面向团队游客的旅游指南。每年库克都要组织大约5000多人在英伦三岛之间旅行，每次他本人都亲自陪同，编印旅游指南。
即使马亚丽娜·史塔克和托马斯·库克制定的旅行指南再细致实用，也比不过今天小小一方屏幕从云端获取的信息。
在高铁、飞机成为越来越多人出行旅游的选择以后，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近在指尖。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共享与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旅游指南的形式和书写者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许多传统的旅游指南出版商转向电子发行，以网站咨询、可下载文件或APP的形式，方便旅行者在便携式计算机或手机上阅读查询；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旅行者将自己的私人旅行进行照片和文字记录，以攻略的形式将路线、景点感受、餐饮选择、预算进行规划整理和上传分享。类似这样的旅游指南，让世界离个体又近了一步。
与其他实用类的旅行指南不同，寄情山水之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描绘的游记里除了交通及食宿信息，更有自己的旅行和真实感受。可以说，古时的文人游记凡是有知名文人游览、著作游记后的山水，往往成为后代文人纷纷前往“打卡”的“胜地”。从这一点上说，游记与今天互联网上的网红“攻略”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在明代的上层文人中，一度流行以著有游记的多少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衍生出了游记造假——有的文人委托仆从为其探险景点，回来所见，再在第三方的资料上加工出“自己”的游记。听来奇异，不过也侧面了当时争相著作游记的风潮。提车黄道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