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拉屎在裤子里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圣塔菲研究所元老级人物。研究正反馈机制的，以“收益递增规律”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新经济思想。1990年荣获熊彼特。
布莱恩·阿瑟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97年国内已翻译了他的著作《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时间激起了的广泛关注。
布莱恩·阿瑟天生具有叛逆。他本可以留在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中，但界各地的观察与对话早已让他对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深地怀疑。
“人假设”、“边际效益递减”等经济学假设虽然仍是如今很多大学课本上的金科玉律，但面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主导的数字时代，面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显得苍白无力。新的技术究竟会如何影响经济？决策者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阿瑟早在三十年前就着手搭建的复杂经济学框架为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英语最初发源于欧洲的一个岛国，但如今却成为了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随之产生的现象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不说英语的人为了交流，开始学英语。这显然和经济学课本上所说的均衡现象大相径庭。当我把这个问题向大学教授们请教时，他们都无法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埋在了我的心底，成为了我开始研究的起点。
我必须指出，在上世纪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收益递增现象了。这在当时是全新的理论，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收益递增的结果可能这个方向，也可能完全相反的方向。我在1983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收益递增的论文，但我意识到需要把一切研究放慢，不急于得出草率的结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正式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分道扬镳。
阿瑟：从一方面来说，复杂经济学认为，非均衡是经济的常态和现实。经济系统从来都不可能达到均衡。传统或经典经济学以物理学的思维方式看待经济现象，认为是在均衡的左右来回震荡。复杂经济学更接近于生物学，把经济现象看作是生态圈，一个新的产生必然会对其他产生连环的影响，A影响了B，B又影响了C，环环相扣。
早在1988年，圣塔菲研究所就用这种视角来看待经济学了，十年之后，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复杂性与经济学》的论文，当时《科学》的编辑希望我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起个名字，于是1998年首次出现了“复杂经济学”这个术语。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合适，或许应该叫做“非均衡经济学”更为妥当。
阿瑟：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一方面，复杂经济学关注一个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他因素乃至整个系统。2008年金融危机起源于一两家因过度房地产借贷而破产的银行，然后又逐渐影响了其他跟房地产行业无关的普通信贷，最后波及了整个金融体系。这种骨牌效应导致的非均衡正是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
相比于，中国似乎更能接纳复杂经济学的观点，这可能受益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易经》等中国著作中追求的“和谐”或“均衡”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中进行的，并非是人概念中的静态或静止的现象，比如骑自行车时达到的平衡。而人口中的“和谐”（harmony）更多地是指没有一丝波澜的水面，或是铺满的蜘蛛网。这一点对于人来说可能很难去理解。
中国经济的特点在于非常擅长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上的生物学或生态学模式。和生态在经过一段时期后会选择不同的和发展策略，很多选择一开始是无意识的，通过尝试来确定哪些策略是奏效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自身带来了很多问题，但它的适应能力很强，不断地调整策略，这与我这些年来观察的经济现象是相吻合的。
美国的硅谷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都是动态发展的，市场倾向于使某一企业占据此行业的主导地位。以微软公司为例，该公司过去将Windows拷贝在光盘上出售，研发新的Windows系统，微软公司一般都需斥资近20亿美元，然而，把系统拷贝到下一张光碟上的花费便会非常少。因此，微软公司的单位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不断下降。这样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中国近年来崛起的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
阿瑟：我曾经花过不少时间投身于发展经济学，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孟加拉国等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技术水平也处于初级阶段。等到技术在不断提升时，这些国家也越来越富裕了，这样的观察同样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经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大学课本告诉我们经济就是市场、价格、劳动力，等等，技术与经济是竞争的关系。但我逐渐意识到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脱胎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