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做了全面回顾，分为总体进展、部门地理研究、断代地理研究、区域地理研究四个部分，既总结了学术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了不足。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故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困难与挑战并存，该领域的研究还将大有用武之地。
历史农业地理是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历史农业地理是中国历史经济地理核心内容。顾名思义，“历史经济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经济要素地理配置的学科，经济要素包罗甚广，举凡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工矿业、林业、牧业、渔业、人口、城市、交通运输、地区经济开发等均属之。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
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理论，多位学者做过可贵的探索。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王社教还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代发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在1970年代之前的论著中，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了绝大多数，以来才有较快的进展。最近20多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在1980年代，史念海就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的概念，呼吁开展历史农业地理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史念海著《河山集》(1—7集)，对盛唐以前黄河与长江流域经济变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最主要的。在史念海指导下，迄今为止共有20余人次的硕士、博士以历史农业地理为学位论文选题，对历史上中国各省区农业地理综合特征进行研究，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内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历史农业地理成为一门显学。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3部、分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10余部，基本都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其中，韩茂莉所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是又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该书前半部分按照自然条件、人文条件以及农业开发程度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中原汉地、北方边地、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四大经济区，分别论述了各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地域分异特征；后半部分专门论述了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域分布及其演变状况，还对金元漕运地理作了专题研究，“这样的撰述为前代及近世所未有，可称是填补空白之作”(史念海“序”)。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内容分为区域农业、五种作业(种植、副、林、牧、渔猎)的嬗替、区域差异、余论四部分，以文献、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实地调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填补了不少空白，还为今后四川农业规划提出了，也具有开创意义。
种植业地理的研究，选题比较广泛，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对某种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以某省区为范围进行贯通古今的综合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从总体上论述中国种植业地理的，有赵松乔《中国农业(种植业)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一文。他从种植业起源与早期发展、传统农业的发展及现代农业区域开发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农业发展历史，并将其地域分布划分为7个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北温湿地区、西北干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湿热地区、西南湿热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认为各地区自然、经济条件及历史发展过程各不相同，农业发展方向和技术措施也有差别。
具体研究粮食作物地理分布的，水稻、粟、麦、玉米、番薯都有问世，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是一大进步。邹逸麟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制约》中认为，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水稻种植，发展到汉唐时期出现多处种植比较普遍的主要产区，至宋金以后水稻生产才日趋衰落。这与黄河流域气候转冷、河湖堙废、水系等因素有关。关于水稻的地理分布，华林甫研究了唐代水稻生产的静态布局、动态布局变迁及其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于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相对集中于几块小平原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而安史之乱后由于北人南徙、插秧技术的普及、水稻品种的发展等原因，南方水稻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关于北方粮食作物，华林甫对唐代人们第一、第二主要粮食作物粟、麦的生产布局作了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考察。韩茂莉认为始于唐、盛于宋的水稻插秧技术为推广小麦的种植范围提供了先决条件，而南宋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又进一步促进了稻麦两熟制的实行与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使小麦的种植范围逐渐从江北移向江南，从旱地岗阜移向平原地带。
关于玉米、番薯的地理分布，曹树基在查阅大量地方志书及其他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玉米、番薯的集中产区主要分布在南方，玉米集中产区北端以秦岭山脉为界，番薯集中产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以南东南各省；南方西部玉米集中产区与东南番薯集中产区出现对峙，玉米、番薯的垂直分布亦呈明显的差异，并就形成这种状况的社会、自然诸原因进行了探讨。周源和认为西晋《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即今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所以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至于万历年间番薯的传入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主要是人口繁衍推动了甘薯良种番薯的传入与，加之徐光启解决了甘薯保种育秧等问题，为甘薯推广至北方准备了条件，康乾时人口从1亿到3亿，番薯便很快到北方。
我国古代“农桑”并举，蚕桑事业是我国数千年来主要产业，也是中华文化世界的载体。魏东以往的黄河流域为养蚕起源地传统观点，认为应在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体上是从长江三角洲到江淮平原，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南向北逐步开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史念海考察了历史上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盛衰变迁，指出黄河流域是传统的蚕桑发达区。邹逸麟探讨了我国早期蚕桑丝织业的起源及其地域分布、战国秦汉时代的丝织业中心地区、魏晋时期我国蚕丝业的发展、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局面的形成等问题，认为最终形成南宋以后蚕桑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原因有：①初期异族入侵的人为，②后期棉花种植业的形成和发展，③西北丝绸之的阻断和东南海上丝绸之之开辟，④南方蚕桑丝绸技术的提高。赵丰利用文献资料、诗文及出土对有唐一代蚕桑业的地理布局勾划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巴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三个重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具有相当的规模，但也有走下坡的情况，而长江中下游流域在唐代中晚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拓宽了江南蚕区，为宋代江南蚕区奠定了基础。陈良文分析了十道麻产地的分布，认为、河南二道非麻产区，淮南、山南、剑南三道为丝麻兼产地区(剑南以蚕桑为主，淮南、山南以麻为主)，关内、河东、陇右、江南、岭南为盛产麻布地区。韩茂莉认为宋代蚕桑业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一线以东，南方除海南岛及个别偏僻山区外分布比较普遍，麻类纤维作物的分布比桑柘更广。郭声波认为四川历史上的农田种植的手工业原料作物，一直以纤维类为重点，大致盆西以为重点，盆东以苎麻为重点，盆中以后起之棉花为重点。梅莉探讨了有清一代蚕桑业、麻织业、棉织业的地理分布状况，指出清代纺织业的分布奠定了近代乃至今天湖北纺织业的格局。高王凌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
手工业、工业地理研究方面，以隋唐居多。李为论述了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来，我国造纸业分布及其变迁，从最早汉代发源于黄河流域(长安、洛阳、河西、齐鲁)，魏晋南北朝时转移至江浙(会稽、建康、扬州)，隋唐以后向全国普及，近代又转向沿海。王明认为地域分布比以前更广阔了，纸的种类、名目、用途多了起来，江南诸州的造纸业很繁盛，在全国各地无论麻纸、藤纸、苔纸、竹笺纸等都有。严耕望考察了唐代丝、麻、毛、棉、草织品的分布区域及其变迁，指出这些物品的产地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具有南移倾向。汪指出隋及唐前期盛产蚕丝者凡有三区，一为关东，即唐、河南二道；二为巴蜀，即唐剑南道，山南道一部分；三为吴越，即唐淮南、江南二道东部，其中前二区耕为重要。王永兴对丝纺织业主要地区进行了前、后期的比较分析。齐涛指出：唐代丝织业的中心分布在河南、、剑南等道，麻布的生产重心分布在山南、关内、河东、等道，布、火麻布等纺织品的生产重心分布在岭南、江南、剑南、陇右等道；认为两汉时代所可称道的只是齐鲁地区，而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积累与发展，唐代已形成了黄河中下游、江南与巴蜀三大丝织业中心地带。戴鞍钢等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了它的社会影响。
历史矿业地理研究方面，钮仲勋认为矿业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荆、扬两州，矿业以冶铁业最为发达，具体分为三国、两晋(含十六国)、南北朝三个时期作了深入探讨，指出矿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很大：黄河流域在曹魏统一北方至永嘉之乱为矿业的恢复阶段，永嘉之乱至北魏统一北方是严重阶段，北朝不仅是恢复、且稍有发展的阶段；长江中下游六朝时期一直处于发展状态；长江上游以永嘉之乱为界分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稍有发展，后一阶段衰落；珠江流域孙吴时几乎没有开发，东晋南朝时矿业开始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矿业也又所发展。黄盛璋考察了有唐一代金属矿产(金、银、铜、铁、铅、锡)和非金属矿产(矾、石油、煤)的分布与发展，认为矿产分布的地点有兴有废，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多，金银矿的分布基本上在东南与西南，尤以岭南为重心，这可能与岭南以金银为货币有关；而由于铸钱、生产工具的需要，铜、铁矿发展快、产量高，因而也很普遍，并且将唐代矿冶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加以论述。郭声波详细叙述了历史上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布局及演变情况，指出这种布局受铁矿的分布、燃料来源与交通状况等因素制约。分布的范围一般不能远离峦嶂岗阜，基本上局限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内。这种布局随着农业的伸缩、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人口的活动而不断改变。
马福生把西周地区分成若干农业区，然后探讨出各区农业开发的先后。他认为“一般来说，自然和基于它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影响农业开发的“最基本因素”。他总结出西周农作物的分布特点是：“北方旱作、南方水稻，北方的西部以黍稷为主，东部则五谷杂植，麦子不断扩展。”“上述作物分布特点是我国农业地理的一条规律”。史念海对历史时期农牧业分布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考核。张泽咸研究唐代各区域的农牧生产，成就非常突出，其著《汉晋唐时期农业》是以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东南区、荆楚丘陵区、岭南丘陵区、巴蜀盆地区、云贵高原区、青藏高原区、河西西域区、蒙古高原区、东北平原区等区域分章的，并发表过一系列论文。
宋、元时期，可观。程民生就宋代南北方主要粮食作物及交流、南北农田耕作和复种情况、各地粮食亩产量等问题作了探索，认为宋代的北方“非但没有衰落，而且在继续向前发展着”，“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经济之所以高度发展，是北、南两方共同创造的”。韩茂莉认为宋代荆湖南、北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处于粗放经营阶段，并就荆湖南、北农业生产发展的差异、丘陵山区的开发、两湖平原与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地理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鸣岐认为金代地区的土地在金朝中后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农业技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韩茂莉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西部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不但数量大，而且掌握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而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该文还论述了该区域农业发展的地域特征和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粟、豆、芋的地理分布；她认为，“经过两宋300多年的开发，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劳动人口的增加、耕作方式的改善、多种经营的展开、垦田面积的扩大以及梯田的出现，其中梯田的出现对山区的开发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吴宏岐认为，江南水乡灌溉便利，农作物以水稻为主，麦也是重要夏粮之一，丘陵地区旱粮多一些，而蚕桑、棉麻、茶树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地域均较前代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吴宏岐详细论述了元代四川地区农业经济的衰落、云贵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认为元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重心区域已由四川转移到云南。
以某省区或特定区域为范围进行贯通古今的综合研究，比较少见。郭声波分水稻从平原向山区的扩展、黍粟与畲田、冬麦的异军突起与古典农业的革新、高粱和玉米的、芋薯类作物的消长、豆类的繁衍六大部分，分别对四川省古代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及其变迁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总结了三点结论：①农业开发的阶段性导致近代农业新构造；②人口增长的失控导致良性农业生产部门结构的；③农地的过度垦殖导致生态的恶化。其他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地区农业区域、侯甬坚对南阳盆地农作物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的分析、景爱对东北地区农业区域、于希贤对云南地区农业区的考察等，都是以地区为单元对农牧业分区的通代研究。
以某省区或特定区域为范围的断代农业地理研究，较为丰富。杨希义指出粮食作物是唐代关中农业经济的重要部门，其产品以粟、菽、麦最为重要，黍、稻、麻次之，还有荞麦等；经济作物有雄性()、蚕桑、榛实以及柑子、栗、葡萄等果木，甘蔗、茯苓等，认为关中农业经济部门齐全、产品种类繁多、地区分布合理，得以成为唐王朝“帝业所资”的“四方之本”。龚胜生著在有关清代两湖人口发展与农业发展过程、土地垦殖特点、两湖粮食生产地位的演变等方面得出了新的翔实的结论”(史念海“序”)。耿占军深入地探讨了清代陕西的农业垦殖、农田水利、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分布、农业自然灾害、商业性农业以及农业开发对生态的影响，秉承史念海提倡“历史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术传统，总结了清代陕西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陕西农业现代化、对当前本地农业的发展也提出了中肯的。王社教探讨了该区域内水稻品种、水稻产区、水稻亩产与总产、双季稻的地位等问题；他认为各种杂粮的集中分布各有不同，如豆类南北各地皆有，黍、稷、粟、高粱等以淮北平原种植最为广泛，而芋薯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马雪芹论述了明清时期河南省麦类、水稻、谷类、玉米、高粱、豆类、薯类生产的地理分布。梅莉分析了明清时期湖北境内六大农业区域各自的土地利用特点、水利建设特点、粮食副业生产结构的特点。龚胜生首先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作了探讨，统计分析了湘鄂赣地区150多个县的水旱耕地结构；其次对明清时期该地区耕地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了阐述，指出其耕地结构在空间上呈明显的梯度分布，认为自然条件制约是这种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张国雄出“湖广”主要由江汉———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组成，它们是两湖粮食生产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而“天下”则主要是指南中国，即长江、珠江流域对湖广粮食的依赖。周宏伟认为有清一代广东属缺粮区，广西是个余粮区，虽然从别的角度来观察广西米谷有余是个，但通过西江航道，广西余粮源源不断地输往广东；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以后，广东缺粮额居高不下，广西米谷不足以接济广东，遂有洋米大量进口之举。王宇尘、李令福、耿占军、等著文，对清代安徽、东北、陕西、辽东半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业地理作了详尽的探索与研究。
对农作制度进行地域性研究的，李令福依据古农载及人地关系比率，认为明代以前华北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明末清初随着小麦的扩种和夏播大豆的推广，二年三熟制才在北方逐渐形成。利用曲阜孔府档案考证了二年三熟制度下的作物组成是麦豆秋杂，纠正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误说。周宏伟认为两广稻区有以单季稻为主和以双季稻为主之别，两者存在着明确的界线；而粮食亩产水平，广东以韩、珠二江三角洲较高，广西则以桂东、桂西二区为优。
应该承认，历史农业地理是历史经济地理领域内取得最大成就的分支，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其他分支学科树立了榜样。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就客观而言，史料记载的不全(包括时间、空间上的残缺)，即使有记载也只是一些普通描述而比较模糊(例如“雨雹伤稼”是什么作物，“嘉禾”、“麦穗两歧”作物性能界定等)，加上耕作制度的复杂性(关于稻麦复种制至今争论不休)等因素，目前难以克服。就主观而言，恐怕问题更多。并且，广义的农业是大农业，应包括林、牧、副、渔等业，但现有的论著还较少涉及。
中国有关种植业地理的史料极其丰富，困难与挑战并存，机遇就在面前，因而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还将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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