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中国经济的四十年，伴随着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相互作用。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获得者钱颖一在长期的求学、研究和任教工作中，与多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有过密切合作与交往。这些学者对现代经济学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有多种层次的重要影响。
我们从钱颖一教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7）一书第九章“经济学家的思想”中选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钱颖一笔下的十位经济学家》系列，每周三为读者展示钱颖一教授笔下的一位经济学家。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他把交易成本概念具体化，使之成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从而使描述性的制度经济学转变成可预测、可验证的“新制度经济学”或者“制度分析”。威廉姆森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时介绍到，威廉姆森因为“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而获。威廉姆森非常重视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回顾我所研究过的课题时，我感到实践十分重要”。
卢迈：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次研讨会。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就参加“《的辉煌——中信30年之》新书首发暨经济变化中的企业组织”研讨会。这是威廉姆森教授的研究领域。在他发言之前，我首先邀请钱颖一教授对他做一个介绍，因为钱教授对威廉姆森的理论和他的生平都有更深的了解。让我们欢迎钱教授。
钱颖一：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去年的诺得主威廉姆森教授。自2001年起我们是在伯克利大学的同事。这也是一种。威廉姆森研究的经济学领域是与我们的企业最相关的。经济学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宏观经济等，但他研究的问题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大。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是伯克利大学经济系、院和商学院的三聘教授，这与他研究的领域相关，他把经济学、和组织管理学三个学科结合起来，并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而这个名词就是他命名的。他的贡献在哪些方面？经济学从古典的研究市场开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市场交易，买卖双方，有买有卖，有价格，这就是经济学。但是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发现经济组织实际上比这个要复杂。经济中有公司，有的公司还非常大，这是过去经济学没有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要有公司？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内部的组织与市场交易又有什么不同呢？20世纪30年代时，科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后来也因此获得诺。但是，从30年代科斯提出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一直到60年代，并没有太多人跟进他的研究，经济学的主旋律依然是研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到了70年代，通过威廉姆森的相关研究，有人说他重新发现科斯，实际上他做的工作远远不止是重新发现。
为什么说他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呢？制度经济学早就有，但是制度经济学直到威廉姆森教授之前，没有太大生命力的一个原因，是它缺乏分析，更多的是描述。这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陷。人们会说，你描述的是很对，但这是同义反复，不能成为理论。之所以要成为理论，就是能做出一些预测，且预测要准确。威廉姆森把分析工具引入了制度经济学，所以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也称为制度分析。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由哪些因素决定。
交易成本是一个概念，威廉姆森将这个概念具体化。交易成本体现为在市场上谈判、签约都会带来很大的成本。所以，在选择市场交易还是选择公司内部交易的时候，中间就会出现企业的边界。他提出的最简单的例子有：航空公司是不是也应该办旅游公司，汽车制造商是否也要办钢铁厂，钢铁企业是否要买铁矿？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预测。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测到企业是一体化的，它既办航空公司也办旅游，既生产汽车也生产钢铁，既生产钢铁也要拥有铁矿石开采权；什么情况下不需要这样，是分开的。为什么交易成本是核心呢？因为假定没有交易成本，根本不需要企业，所有交易都可在市场中完成。因此，交易成本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还在于具体的、非常切合实际的分析。
威廉姆森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非常重视实践。60年代末他曾供职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那时候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概念很简单，除非因技术原因企业需要一体化、上下游联系，否则都应该拆分。他为什么还是院教授？是因为企业是不是构成垄断、是否要拆分这些问题都牵涉法律问题。他从这些现实案例中，提出了企业一体化或者规模经营，除了技术原因外，还有重要的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不这么想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诺贝尔就是要授予那些改变了人们思考方式和分析方式的人。
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很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重视经验的、数据的、现实的预测，这样它就可以检验。什么情况下企业采用外包的形式，什么情况下采用代理的形式，什么情况下采取一体化的形式，什么情况下采取分权的形式，这里有多种组织形式，但都可以用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分析。
在来参加会议的上，我也跟威廉姆森教授讲，中国经济做了两件具体事情，在这次他的中国之行中，都可以体验：一件事情是1979年成立一个公司，那就是中信；另一件事情是1980年设立一个特区，那就是深圳。从这两件事中可以体会到中国的开始。所以，虽然他对中信才刚刚了解，但兴趣极其浓厚。今天讨论的经济变迁中的企业组织问题，也正好就是他获的领域。我很高兴参加这次研讨会，也是在这位学术大师、常总和中信之间起桥梁作用。
威廉姆森：非常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也非常感谢刚才钱教授对我的背景介绍，他讲到了我的一些情况。我研究的是经济组织，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做一个解读，有时候我的解读会花很长时间，但我确实认为，经济组织的形式是有其经济学逻辑的，我现在仍在研究这个领域，并涉及我的工作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包含了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比如钱颖一。
我最喜欢的就是“谜”。在来中信之前，我并不知道中信是家什么样的企业。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中信，我在车上问了钱教授一些问题，也和常振明总经理谈了一些情况，在这里我们又听董事长谈到了中信的历史。我没有想到，这对我来说常有意义的事情。在我同意访华的时候，我主要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能了解中信。中信有很多有意思的谜值得研究，希望这本书能够尽早翻译成英文，这样我就可以更详细地了解中信，进行更具体的解读。
现在，我回过头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要研究经济组织的历史情况。首先，我受过工科方面的培训，喜欢接触实际，我在斯坦福上了商学院，开始研究管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开始关注经济学。我的目标就是研究公司组织，而且，我试图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公司。经济学中标准的公司组织理论，是围绕着价格理论展开的，关注企业的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而实际上企业管理者有很大的度，他们在经营公司的时候，虽然追求利润，但同时也会追求自己的一些利益，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研究是否会有很大的。
成为教师后，我又读到了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著作《看得见的手》。他主要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在他的这本书中，讲到了企业的组织创新，谈到了现代企业的转型，现代企业内部有不同的职能部门，比如生产部门、财务部门、销售部门等，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在这个方面，有些组织非常成功。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企业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通用汽车，它不仅有不同的部门、利润中心，还有不同的业务板块，其中每个不同的业务板块有自己的目标，形成了科层制，但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竞争。所以，在竞争的时代，企业可以利用内部竞争，使得管理人员有激励去追求利润目标，而不是单纯利用裁量权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常有意思的研究工作，希望改变研究方向，更多地研究组织创新。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组织创新，从历史上看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将来又会怎样。今天，我在这里听到，中国正在创造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很有意思，也非常有挑战性，我听到了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我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读和分析。
来过去经验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我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的工作，分析一些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和合同。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工业企业中，会建立起一些合同和联盟。新的组织形式有自己的技术来源，而技术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是，当时的假设认为，如果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缺乏技术和实体的话，会有反竞争的目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出现了，新的合同出现了。那时候，我们发现，不仅要从普通法的角度分析问题，还要从反托拉斯的角度分析问题。我发现，组织既可以创造效率，也会带来无效率。因此，反垄断局应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对待垄断问题，我试图传达这个观点，但并没成功。
后来我回到大学继续教书，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对我早期的一些想法和20世纪30年代其他人引入的一些概念进行讨论。当时，我考虑的是，交易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而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分析复杂的经济组织时，应该考虑这一成本。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以前并没有找到答案。当一个公司需要一些部件来支持其生产活动时，它可以外包，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么，企业的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呢？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前主要研究的是生产部门的设置，单位部门的设置，但是我们也需要从合同的视角，把企业看成是一种治理结构，建立这种治理结构是为了实现一些目标。也就是说，这种治理结构能够建立起一些手段，给公司内部带来一定的秩序，从而减少风险，实现互赢。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也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分析治理结构的目的。我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我们还可以有混合型的治理结构，合作、规制、国有企业，这些都是不同的治理结构。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治理结构的优点和弱点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需要由市场来组织，什么样的活动需要由企业来组织，什么样的活动需要额外的支持。这就是我从70年代初开始的研究工作，一直延伸到今天。
中信公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其实，没有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最佳治理结构，我们必须分析不同治理结构的长处和短处，然后看一下，中信这样一个企业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中信这种组织形式使我们意识到，组织的创新常必要的，因此我们要加深对组织创新的理解和研究。
钱颖一：刚才威廉姆森教授非常简略地介绍了他开展研究的心历程。实际上，他的背景不太一般，他本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的是双学位，化学工程和工商管理。所以他说，他喜欢接触实际。因为他曾过工程。后来，他在斯坦福念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对很多理论问题以及公司组织很感兴趣。那时候，他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济学博士，当时非常好的就是交叉学科，有经济学、组织管理学和运筹学等。在当时非常奇特的另一点是，那时的教授中有四五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西蒙（Herbert Simon）、莫迪格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米勒（Merton Mill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当时他们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教授，威廉姆森是学生，另有两位学生后来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他们是基德兰（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ton Prescott）。同一时期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而且是交叉学科，这对威廉姆森教授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
威廉姆森教授在谈到他的贡献时说，他很喜欢“谜”。他在70年代看了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一书，钱德勒是前年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商业企业史。钱德勒以20世纪20年代通用电气的组织结构为研究标本，对当时的通用汽车采用多部门制的利润中心，进行比较分权。这样的组织形式和这样的大公司，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市场与层级制》对钱德勒的书做了很多重要的介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后来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讲到，企业里面的组织结构，到底是采用部门制还是采取职能部门比较的制度，可以用经济学的办法来分析，这是他讲的一个研究思。
第二个思就是他刚才讲的关于反垄断问题。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有的是合同形式，有的是代理形式，特别是企业纵向一体化，当时人们的态度非常不友好，无论是律师还是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公司一体化或合并，找不到技术上的原因，就都应该打散，这是当时的整体思。威廉姆森教授觉得这是个谜。他认为，除了技术原因外，还应更多地考虑组织方面的原因，组织既可以创造出效率，也可以带来无效率。他特别讲到中信这样的公司。他觉得，中信公司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案例，需要了解中信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行业，中信公司的这种组织形式必定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他会带着这个谜，继续思考、研究，跟他过去一贯的做法一样，碰到一个谜他就会研究它，有时甚至花10年以上的时间。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美国伯克利大学Edgar F. Kaiser讲席商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美国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士（1977年）。2009年，威廉姆森因为“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生于，祖籍浙江。1977级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大学。2006年9月起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
中文书著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大学的》（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与共同主编）（出版社）、《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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