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下午，在黄益平教授主持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产业政策思辨会”。辩论双方是我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争论的起因是，张维迎教授林毅夫教授主张制定产业政策。张维迎教授认为，在产业政策的下对市场的干预是“加”，全部且必然是失败的。林毅夫教授在他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反驳了张维迎教授的。
笔者对两位教授学术研究的关注当然不是自这次思辨会才开始，与林毅夫教授还有过几次直接的学术交流。9日下午虽然没有亲临思辨会现场，但借助微信等传媒手段很方便地调阅了两位教授的辩论及文字稿。我赞成林毅夫教授关于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制定产业政策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林毅夫教授并没有从学理上有力地反驳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把这一看法引申一步则是对张维迎教授的诘问：您知道自己的观点错在何处吗?本文的基本看法是：两位教授的通病是对货币知识的了解与运用存在不足之处。这个通病在整个经济学界及经济管理部门也普遍存在着，耽误了很多事情，造成了很多矛盾，就像一块小小的血栓，常常让一个壮汉倒下甚至丧命。
张维迎教授说，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家，只要发挥好提供公品和公共服务的“有限”作用就可以了，发展经济的事情交给企业家就万事大吉了。以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之名干预“私人产品”市场，那是在“模糊企业家的眼睛，勾引他们寻租”。这样的胡乱干预经济是，官员与寻租的企业家勾肩搭背是。为什么张维迎教授会持有这样的看法呢?他在思辨会上申明“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这就是理论根源。虽然林毅夫教授要“打破新主义所谓化、私有化、市场化的”，但他不触动作为新主义经济学鼻祖的哈耶克的“龙鳞”，或者说不知道哈耶克理论的软肋，张维迎作为新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领军人物，自然就了。
哈耶克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是迄今为止无人能出其右的。他能说清楚计划经济如何不行，并不表明他一定能够把市场经济如何搞好说清楚。哈耶克晚年留给经济学界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货币的非国家化》，了他对货币本质及功能理解的重大偏差，让他崇尚市场竞争到了的程度。哈耶克在书中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他认为，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竞争最有效率，就可以在货币市场领域引入竞争。据此，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性：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竞争。在竞争的货币市场上将发现最好的货币。
货币是什么?经济学理论告诉人们，货币在市场交易中的功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但为什么纸(其他材料亦然)做成的货币具备这些功能，而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纸张却不具备呢?一些能工巧匠把普通纸张描画成货币的样子即造假币还要受到刑事惩处呢?那是因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属于国家，它承载着国家信用。换言之，市场交易中的货币持有者并不是货币的所有者，即持有者损坏货币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货币持有者持有货币，实质是获得了国家以的力量做后盾的承诺：你可以按照币值以交易的方式从社会取得需要的财富(包括服务)用于消费或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在持有者没有支付之前，既是国家对持有者向社会贡献财富在数量上的认可，又是国家对持有者的负债。这是经济学关于现代货币的常识。正是基于这些常识，为了让货币更好地发挥作用，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对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伟大进步。取消中央银行制度不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反，是对经济发展史的。中国历史上盛唐时期的唐玄曾经把铸币权授予安禄山私人，资助反贼迅速积累了搞乱盛唐的经济实力。当今世界上虽然还有少量股份制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实际上是国家赋予的，是代行中央银行职能，私人并不能直接从货币发行中获利。
正是因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完全错了，没有任何国家采用他的，他的学者也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个理论。中国的新主义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比如，张维迎教授就没有取消中国人民银行。
我们重复关于货币的常识与制定产业政策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并不难理解。既然货币属于国家，代表国家信用;既然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产业与企业发展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那么，作为国家主要组成部分的介入产业发展就是必然的，因为国家所有(说成垄断也未尝不可)的货币是由掌管的，中央银行是的组成部门，俗称货币。
张维迎教授可能会说：中央银行管理货币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不属于制定产业政策的范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他货币流通现状了。在中央银行体制下，银根时松时紧，利率有高有低;有商业银行，有政策性银行，有合作制银行，有专业银行，有营业网点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大银行，有扎根于某一地域的中小银行。这些具体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的设立都要经过批准，无不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而且银行在总体上也构成一个产业。货币作为产业发展即市场运行必须的血液，都要通过金融机构循环周转。所以，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及实行何种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关系极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除了运用金融杠杆外，更直接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杠杆还有财政、税收方面的体制与政策等，林毅夫教授谈到了，不再赘述。总之，不论运用金融杠杆还是财政税收杠杆，都是要对产业和企业发生作用，从企业的感受来说，都是手中掌握的货币是多了还是少了，取得货币收入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
黄益平教授在主持讨论时提到，当年凯恩斯和哈耶克就争论过与市场的作用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向听众提示了林毅夫与张维迎争论的学术传承与价值。但坦率地说，林张还难望凯哈项背。因为凯恩斯是牢牢抓住了货币这个市场运行的核心要素的，而林张二人却没有抓住。凯恩斯与哈耶克之后的弗里德曼充分意识到了货币的重要性，他先是凯恩斯理论的信徒，后又凯恩斯，创立了货币数量论。但弗里德曼是基于个人或企业持有货币的微观分析进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并没有充分理解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的性质，从而主张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回归到哈耶克的理论窠臼之中。
针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造成滞胀的问题，笔者提出了宏观调控准则：在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扩大有效需求。阐释该准则的论文于2002年度入选林毅夫教授主导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我猜测，林毅夫教授没有关注到这篇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宏观调控单纯注重扩大有效需求不行，必须把财政与金融渠道追加的货币投入到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产业部门，否则就会出现货币供应增加了而实体经济财富却没有增长的滞胀。论文中给出了一个当今中国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即农村经济，因为那里货币供给严重不足(表现及原因后面要谈到)。对于宏观调控准则的科学性，我至今仍不移。但再度阐释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市场运行中的资金流不论来自于企业还是来自于，都必然是一个向量，即有大小有方向。宏观调控投放的货币不仅要关注量上适度与否，更要关注方向正确与否，正确的方向就是投向国家需要发展、能够发展且没有发展起来的短板产业。这是由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的本质所要求的。任何当代国家的都会向国民承诺担负起领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这一承诺，运用宏观调控杠杆是可行且必然的。以来，我国先后扶持钢铁、家电、汽车、高速公、高铁等产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张维迎教授林毅夫教授说：“没有必要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买单”。在笔者看来，不仅要帮助第一个吃螃蟹者，还要帮助一批吃螃蟹者，让他们比一比，看谁吃得又快又干净。如果像张维迎教授主张的那样，只是当一个“有限”，很多资金就会闲置在那里，不能给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带来利益。这是货币本质的，是的和失信。至于官员，那更是货币本质的行为，更不能用哈耶克、张维迎主张的竞争办法予以消除。
说过，理论要管用。本文两位教授货币知识不足，不知他们能否接受。那就用他们亲身参与的事件来验证一下吧。据《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报道，茅于轼先生为了扶贫，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贷款难问题，组织城里人投资入股，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办起了互助基金会。不仅茅于轼先生本人，林毅夫教授、张维迎教授、汤敏博士等多位经济学界名家都在茅于轼先生的下投资入股了。报道中披露，基金会解决了很多农民急着用钱的问题，且农民很守信用，及时还本付息。
后来，汤敏博士和林毅夫教授共同设计了一个大企业主导的农村金融模式，大概是受到了茅于轼先生主导的这个基金会的。从龙水头村互助基金会启动算起已有二十多年，如今怎么样呢?据我所知，早已销声匿迹了。汤敏、林毅夫设计的农村金融模式启动过程我是亲自参与了的，合作方有云南盘龙云海药业集团、云南临沧市委市和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赴临沧实地调研后在中央党校召开研讨会，林毅夫教授亲自出席了，会上我指出了该模式无法做到资金良性循环周转的弊端，企业与地方便将此事轻轻撂下。一件好事情，似乎也有一个亮丽的开头，为什么会失败呢?分析茅于轼先生主导的互助基金会的实际运作，可以透视到以下两点原因：一是以茅于轼先生为首的知名经济学家们不懂得农村金融实际情况。农民贷款难是事实，他们就以为是农村缺少资金，便把城里人的资金带过去。其实，农村并不缺少资金。
真实的情况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村庄都是存款余额大大超过贷款需求额，农民贷款难的中国农村是这样，农民贷款很容易的日本农村也是这样，过去的农村是这样，现在的农村是这样，将来的农村还是这样。农民贷款难，难在没有建立起农村闲置资金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体制机制。二是茅于轼先生按照资本运作机制设计基金会运作规程，主要表现在，农民借用他们这些城里人的钱要付15%左右的年化利率，他们这些城里人要求基金会给予股东6%的年化红利回报。这个事实表明，茅于轼先生认为，借用基金会资金的农民在总体上可以创造出15%以上的P增长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痦子的位置与命运图实际结果只能是农民忙活一年为人城里打工挣红利，这样的基金会只能让农民感到一时新鲜，长期运作下去是不可能的。互助基金会的失败表明茅于轼先生不了解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能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对农村市场的理解是肤浅的。
朗润园俨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顶尖经济学家们在这里围绕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唇枪舌剑，却触及不到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货币本质;农民贷款难问题想去解决却没有解决掉，便弃之不顾。请问林毅夫教授：第一产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不好，您的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有什么用?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什么?请问张维迎教授：农村市场不能充分启动，企业家的创新空间会压缩多少?农村尤其是农业中的企业家是什么样并如何大批地涌现出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些具体问题回答不了，便想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道理说清楚有好高骛远之嫌吧。经济学家们，走出高楼深院吧，到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到餐馆商场，向普通说清楚，你的理论有什么用和怎么用，然后再对企业家和们高谈阔论不迟。曾一些人“以其昏昏，使人”。
有人会问：你能解决农民贷款难吗?我回答是：一起到田间地头走一走，那里准备了小菜一碟，品尝一下吧，营养丰富着哩。(徐祥临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