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盗墓都是一种刑律的龌龊，在古代，这种了者所标榜的“忠孝”等思想，属杀头重罪；于今世，盗墓给考古研究工作带来了无法的巨大损失，同样是。
东汉末年，最有名的盗墓者便是一代雄主的魏武帝曹操。曹操作为军阀混战的最终赢家，曾为筹集战争开支而屡兴掘棺盗墓之事。当他晚年时，为防止自己陵寝日后反遭他人盗掘，还特意从俭薄葬，却也引出一段广为流传的疑冢传说。
汉代各帝王将相的陵寝规模庞大、丰厚，如被曹操盗掘的的汉景帝刘启之弟的梁孝王陵，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被考古发现，该陵墓斩山作廓，穿石为藏，全长96米，最宽处32米，面积约700平方米，地宫22座，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西汉梁国王陵墓群，为全国所罕见，后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
生前的无数正与死后庞大的陵墓群相称。此外，在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内也有大量的珍宝，晋愍帝司马邺曾与朝臣索綝关于汉代帝王陵墓一事有过一番对话：
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晋书·索綝传》）
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都用来修建陵墓，也难怪日后盗墓的赤眉军对茂陵中的财物都无法做到尽取。但可以预见的是，丰厚的物品也必然使得后世之生觊觎之意。
严格来说，东汉军阀割据乃至三国时期，曹操并不是第一个盗墓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当时那个社会期，没有任何人可以盗墓。
在曹操之前，祸国大盗董卓就曾公然劫掠皇家陵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在汉献帝刘协离开京师洛阳迁都长安时“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抵达长安后，董卓“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洛阳、长安两座京师的帝陵、公卿冢墓被董卓悉数发掘。
在曹操之后，孙权出于各种目的，也曾遣人掘公卿陵墓：如魏黄初末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取木为孙坚立庙”，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使交趾治中从事吕瑜访凿赵佗墓，但“功费弥多，卒不能得”，后又命其掘赵佗之子婴齐墓，终于有所收获，“得珠襦玉匣之具，金印三十六，一信玺，一行玺”。
不过，谈起汉末盗墓，却只知有曹操，而不晓董卓、孙权乃至袁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渡之战前袁绍麾下那篇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所致。
彼时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掌控在自己手中，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天优势，而袁绍的祖上四世三公，也是东汉中后期享誉海内的世家大族。袁绍与曹操争夺天下，在正式交兵之前势必要在宣传上先行开战，取得一种与“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均力敌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这便是《为袁绍檄豫州文》的由来背景。
为日后“建安七子”之一，文笔了得，他在檄文中率先列举曹操的各种，进而让袁绍一方处于的制高点上，再名正言顺的加以声讨曹操。在种种列举的中，便有、曹操盗墓一事：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
在檄文中，揭露曹操亲自率军盗掘梁孝王墓掠取珍宝一事，又揭露其公然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从事盗墓，身为朝廷司空的曹操实则是夏桀式的人物。
的揭露掷地有声、气势逼人，但檄文本身就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内容或有夸大，日后被俘时也解释自己是“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实属无奈之举，所以想要确定盗梁王墓一事是否属实，就需要从檄文中所列举的其他入手。
关于檄文中列举的其他，如曹操在兖州名士边让一事属实，在《后汉书·文苑列传下》中亦有相关记载，起因是担任郡守的边让过于轻蔑曹操，最后遭到，在檄文中道：
故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枭县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於徐方，地夺於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
又如曹操以暗通袁术为名太尉杨彪使其遭狱之苦及擅杀议郎赵彦两事同样属实，在《后汉书·皇后纪第十下》《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彪列传》与《三国志·魏书·满宠传》中均有详载，则也在檄文中道：
故太尉杨彪，历典三司，享国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权，杜绝言，擅收立杀，不俟报闻。
对比檄文中列举的，边让、杨彪、赵彦三事的都属事实，而揭露、曹操盗墓一事的文字最多，以此旁推，盗掘梁王墓一事是极有可能真实存在的，否则檄文一旦造假，则会反被敌方所用，使己方义正言辞的声讨作用大打折扣。
不过，“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细节却极有可能是被故意。试问，盗墓本就是令不齿的，又有谁会公然为盗墓者设立而给敌方带来的口实呢？
即曹操只为自己的父亲、祖父被骂一事，对盗墓、朝臣、名士等事只字未提，也可看作是对包括盗墓在内的上述的一种默认。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礜石满茔。
北征蹋顿发生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此时的王粲尚在荆州刘表处，其于一年之后曹操南征时方才归顺，显然这条史料并不真实，应是厌恶曹操的后人附会而作。
曹操靠着盗墓以给军资，晚年却一再提倡薄葬，其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为自己择选寿陵，并言道：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寿陵选在瘠薄之地，位于西门豹祠的西面。这其中的“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是指仅用原来的高地地势作为墓基，不堆土，不植树，一切从俭，秘密下葬，眼皮跳测吉凶以免引人注意。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曹操病危，临薨前又下遗令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即入殓时只穿平时的衣服，不要在墓里埋藏金玉珍宝。
曹操薨逝后，他这种提倡薄葬的做法一直影响到其子曹丕的身上。曹丕于登基后的第三年，即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冬十月甲子日指定首阳山（今河南洛阳以北的芒山）以东的地区作为自己的陵墓，并事先发布丧葬文告《终制》摒除汉代厚葬之风，也替其父道出了薄葬的用意：
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不过，因曹操早年的盗墓给自己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晚年又要求薄葬、密葬，后世便流传有其设立七十二处疑冢以防盗掘之说，宋人俞应符还写诗揶揄道“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根据前人传说也出临薨前的曹操遗令要求安排疑冢一事。
另外，聊斋先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篇名为《曹操冢》的故事，讲述的是许昌城外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临近一处崖岸的地方，河水的颜色变成深黑色。跳进河中洗澡的人往往都像被刀斧斩过一样，尸体断为两截后浮出水面。当地县令派人截断河上流，排尽余水，见崖岸下有一个深洞，洞中安装着一个转轮，轮上排列着锋利的刀刃。拆掉转轮，深入洞中，发现一块小石碑，碑上的字都是汉篆字，细细辨认，原来是曹操墓。于是县令命人打破棺材，散掉腐骨，将的金银财宝全部取了出来。
故事讲完后，蒲松龄还不忘点评道：“后代贤人作诗说‘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他哪里知道曹操的尸体是葬在七十二冢之外呢？曹操真不愧称为奸雄！然而千年以后，他的尸骨终究被挖掘抛弃，奸诈又有什么用？曹操的聪明，也正是曹操的愚蠢。”
《曹操冢》这则故事貌似真事，不过蒲松龄本就对曹操的评价不高，甚至极度厌恶，他在另一篇故事《甄后》中虚构其儿媳甄宓已经成仙，借甄宓与的原铜雀台舞女陈司香之口言道曹操已被天帝责罚为狗，其子曹丕也“久滞幽冥，今未闻知”，所以再一篇曹操骸骨被挫骨扬灰的《曹操冢》也在情理之中。
不难想象，七十二疑冢只不过是一个百姓喜闻乐见的荒诞传说，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另外再行建造七十二处疑冢势必会耗资巨大、举国不宁，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
关于曹操墓的地点，其实是有据可查的。西晋统一天下后，原孙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入晋廷任著作郎，得以接触曹魏时代的诸多机密要件。元康八年（公元298年），陆机在读到曹操当年的遗令后有感而发，作《吊魏武帝文》，文中援引有曹操临薨前对宠幸的婕妤妓人所说的话语：
吾婕妤妓人，皆着铜爵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维台，望吾西陵墓田。
“汝等时时登铜维台，望吾西陵墓田”一语是曹操亲口所言，自己道出了他的寿陵建在王都邺城铜雀台以西，加之一年后曹丕令被孙吴回国的于禁拜谒曹操陵墓的“北诣鄴谒高陵”一事，都能证明曹操墓在今省市临漳县城西南18公里处的地方。
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认定，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其实才是真正的曹操墓，不过这却与《吊魏武帝文》中记载的曹操墓址发生冲突。这里且不论真实的曹操墓是在省还是河南省，至少七十二疑冢一说可以。
总的来说，曹操生前的盗墓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一时解决了军费开支，但却留下千古，实是咎由自取。晚年的他要求薄葬，却又引出光怪陆离的千古疑冢之谜。相信在未来随着考古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还会有更大、更多的发现与秘密呈现于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