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胡适在《导报》（Peking Leader）《1918年的中国》（China in 1918）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一场文学》（A Literary Revolutionin China）的文章，这是最早介绍“文学”的英语文献。胡适是这场的者，又精通英文，由他来撰写此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篇不长的文章分为四个小节：一、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二、尝试新诗的写作；三、白话运动的；四、历史依据。在第一节，胡适简要介绍了自己《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论》的内容，指出文学的中心任务是用白话取代文言。由于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体，所以能否用白话写诗成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第二节，胡适说明了自己和其他几位白话诗人最初的写作尝试，“由于尝试的时间很短，目前还不能确切知道结果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白话诗，特别是沈尹默先生（大学国文教授）的诗，在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上是旧体诗难以企及的。”尽管白话运动遭到了很多守旧人士的反对，它的却是不可的。在第三节，胡适兴奋地列举了多种已经采用白话的和刊物（《国民公报》、《新报》、《每周评论》、《新潮》），说明《新青年》已经有了不少盟友。在文章的第四节，胡适说明他和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他指出，早在宋代，程颐、朱熹就开始用语录体撰写哲学著作，在诗歌领域，邵雍、陆游的不少作品更接近口语而不是文言。至于宋代以来白话小说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幸的是，这一发展到明代受到了复古运动的阻遏，“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文学没有走出模仿和形式主义的。”胡适在文章最后表示，文学的发动正是为了打破，“如果我们希望给中国一种新文学，一种不仅能够表达当下的真实生活和情感，同时也能有力地思想和社会的文学，我们就必须从过去的死语言中解放出来，这种死语言可能是我们的先辈合适的文学工具，但绝对不适合我们今天创造一种活生生的文学。”
当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白话和文言的较量仍在进行之中，但胡适还是满怀信心，认为胜利将属于派。此后的历史很快证明胡适的预言是正确的，正是在1919年白话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涌现了约四百种白线年教育部颁布，从当年秋季起，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不再使用文言而改用白话，标志着文学的已经获得的认可。
1922年初，在白话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胡适再次用英文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文学》（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及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卷第2期（1922年2月）上，又一次向英语读者介绍白话文运动。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先简要回顾了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近代欧洲语言兴起并取代拉丁语的历史，说言文和拉丁语一样，是一种脱离口语的死语言，是应该被取代的。接着他从中国自汉唐直到近代的历史中举了若干例子，说明白话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语言，是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结合中外的历史，胡适令人信服地指出，白话取代文言是大势所趋，文学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至于他个人的作用，则在于明确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率先喊出了的口号。
和第一篇相比，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更多地谈到了近代欧洲语言的演变情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大利语、法语等现代语言的发展史是胡适思考中国语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考，他在文中写道：“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来摧毁文言的地位，这就是用一种自觉和坦率的态度来承认文言是一种死语言，因此不适合再作为现代中国的国语。但丁不仅用意大利语进行创作，还写了《论俗语》来为之。薄伽丘也是一样。在法国，七星诗社大力法语作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杜贝莱专门写了《和发扬法兰西语》的宣言书。白话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有意识的提倡。”可以说，胡适文学的主张来自他的世界眼光，他的行动正是在模仿但丁、薄伽丘、杜贝莱等。近代中国的一个时代主题是向学习，语言文学的现代化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胡适能够得风气之先，首举义旗，显然得益于他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实际上，他正是在美国时开始思考和讨论白话文问题，并开始尝试写白话诗，他也是在美国时首次喊出了“文学”的口号。（参见胡适为自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所写的“导言”）
胡适是文学的者、参与者，又精通英文，由他首先向外国人士进行宣传是不难想象的。那么，作为这场的旁观者，谁是最早进行对外报道和的呢？据笔者的初步研究，答案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人私、另外一个是美国人恒慕义，他们在胡适之后，相继用英文撰写了介绍文学的文章。（本文论述范围只在英语文献。从时间上来看，青木正儿《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旋着的文学》一文（载《支那学》第1号至第3号【1920年9月至11月】）比私的文章发表要早。其他日语文献不一一列举。）王的文章题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方面》（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发表在1922年的《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上；恒的文章题为《关于文学的几点思考》（Some Thoughts on the Literary Revolution），发表在1926年的《新华文》（The New Mandarin）上。
私（Philipe de Vargas, 1888—1956）1913—1920年任、济南、武昌等地中华教青年会干事，1920年后一直担任燕京大学教学院和历史系教授，直到1948年。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1914年受美国海教部总会派遣前往中国，在山西汾州（今汾阳）附属的明义中学教授英文并负责一部分管理工作。1924年离开山西前往，担任燕京华文学校（Yenching School ofChinese Studies）中国史，直至1927年底。1928年回国后创建美国图书馆东方部并担任首任主任（1928—1954）。
私的文章分为三个小节：一、对活的文学语言的需要；二、文学者；三、的结果。语言问题是文学的首要问题，对于外国人来说，文言文的艰深也是学习汉语时最感头疼的问题，王的文章开门见山地表示了对于白话文的欢迎。接着和胡适一样，王也将中国文言文和拉丁语进行了对比：“据说早在公元前120年文言文就已经是一种死的语言了，一些大臣已经看不懂用它写的圣旨和法律条文，应该承认，拉丁文在僵死之后还可能而且实际上也还有人在说，而中国的文言文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言说的语言，关于中国拉丁文（按指文言文）的知识被一种美妙但非常的考试制度维系着，只有那些完全掌握这种语言的人才能做官。这一方式维持文言文的崇高地位达二千年之久，而拉丁文只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在第二节，王简要评述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的贡献，同时也描述了以林纾和《国故》为代表的守旧派对于新文学的。在第三节，王指出文学的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新刊物，是一场可以称之为“刊物运动”（magazine movement）的，这些刊物上的翻译和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和诗歌）无疑促进了国语的统一，使“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目标逐渐实现。
私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近三十年中国发生了三场：、教育、文学，其中文学最深刻。恒慕义在自己文章的开头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文学是今天中国最有希望的运动，对中国人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辛亥。因为中国今天发生的真正变化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方面，所以大多数外国人都感受不到它真正的意义，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习惯于从角度衡量所有运动（也是他们最熟悉的角度）。但中国与其说是一个体，不如说是一种文明体。所以与其用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还不如用在广大帝国发挥凝聚和融合的力量的文化来衡量。……遵循这样的民族特色，今天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关心的首要问题是重估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不是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投票。他们可能没有明说，但他们的行动表明辛亥是不成熟的。他们知道，的重组必须在文化的重建后才能水到渠成。当一个民族还没有统一的国语的时候，期望能够有所作为只是空想。当一种文字只有少数人理解而多数人不知所云的时候，全民教育、社会责任、等等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去料理根部只去修理枝叶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用英文向外国人阐释“文学”的重要性，让他们明白，这场由几个文人学者发动的比辛亥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未来的道。
在接下来的部分，恒慕义集中笔墨，说明了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性以及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和私一样，他基本上参考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并复述了相关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新观点是，他强调了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作用：“他们将《圣经》翻译成大众语言的工作，有力地证明了老百姓的语言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几十年来传教士用口语在和街道布道，用一种高深的文言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大众。”对此私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同样有所论述。从的生平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王，恒早年都曾当过传教士，所以他们会强调传教士在白话文方面的贡献，虽然胡适、陈独秀在文章中没有提及，但其他文学者还是有人注意到，特别是周作人，他在1921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太》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实际上，除了翻译《圣经》，19世纪以来传教士还用白话创作了一些具有小说性质的作品，只是范围远不如《圣经》，也就更不为人所知。
私在文章中表达了对于白话文的欢迎，恒慕义也是一样。文言对于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来说都很难，何况对于外国人呢？恒慕义在文章的最后说：“文言的艰深使大部分人根本无法掌握中国文明的要义。现在有了这个新的，也是简单得多的语言媒介，他们至少能够明白今天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古老文化的。这对于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将来国际间的友好相处都将发挥无法测量的影响。”这是就普通而言，对于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来说，文言虽然不是障碍，但白话显然更为明晰，更容易理解。恒慕义在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翻译成了英文，这篇洋洋洒洒六万多字的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被认为是现代白话散文的代表作（后曾收入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在恒慕义之后，陆续有汉学家开始将中国现代小说、诗歌等翻译成外文并展开研究，他们的目光不再只盯着古代的诗词歌赋。从学术上来讲，文学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私、恒慕义两人的文章除了上述共同点外，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就是强调胡适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方面固然是历史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和胡适的密切交往有关。
私到燕京大学任教后，1920年代曾多次拜访胡适。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方面》最初以的形式发表，胡适也在座：“夜赴文友会，会员Philipe de Vargas读一文论‘Some Elements in theChinese Renaissance’；我也加入讨论。在君说‘Chinese Renaissance’一个名词应如梁任公所说，只限于清代的汉学，不当包括近年来的文学运动。我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胡适1922年2月15日日记）王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第一次用“文艺复兴”来称呼文学，这无疑影响了胡适。两个月后，胡适界教大同盟的国际董事会上就文学发表时，使用的题目就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十年后，胡适在美国大学同一主题时，仍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为题，可见他对这个称谓是十分认同的。
与私一样，恒慕义也是从1920年代开始和胡适交往，并成为终生好友的。恒慕义翻译《古史辨自序》正是出于胡适的推荐，因为这篇文章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的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恒慕义回美国后，又在翻译的基础上做了评注，于1931年作为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书系”的第一种在荷兰出版，该书成为他汉学研究的起点。
最后不妨顺便谈一下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外文史料问题。近代由于中国国门大开和交往的深入，在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批外文报刊，其中以英文为最多。本文以上谈到的四篇文章，均发表在中国国内出版的英文和刊物上，其中《导报》、《中国社会及学报》、《新华文》在出版，《新中国评论》在上海出版。由于在国内出版，所以反应中国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及时的。我们要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对播情况，特别是早期的情况，必须重视这批材料，而不能把眼光只盯在国外出版的报刊文献上。以胡适为例，他1933年在美国的《中国的文艺复兴》（1934年由大学出版）无疑是重要的，但如果以为他直到1930年代才向国外介绍文学，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正如本文所说，他在文言、白线年初（这是文章发表的时间，写作应该更早一些）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这说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它的对播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