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广东人来说，“岭南”作为“边疆”的感觉似乎远不如其他一些省区明显。但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情况却并非如此。
那么，岭南何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南方”？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社会文化“面相”究竟怎样？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的特点是什么？日前，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郑君雷在深圳博物馆就此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题为《秦汉帝国的岭南边疆》的。随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马坝人遗址，就位于韶关曲江交通繁忙的主干道旁边。博物馆门脸不大，如果不是专程而来或者有心观察，很容易就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将它忽略过去了。然而这里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早期人类发现地，被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名扬中外。作为从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代表之一，马坝人的发现，证明岭南是早期人类重要的发源地。
对于“岭南”这个概念，郑君雷认为：“岭南(岭表、岭外) 的地域范围有伸缩，也有不确定性。潮汕地区曾被称为岭东，唐宋以后纳入岭南地区的行政体制；以红河平原为重心的越南北部经常归入岭南地域，但是其南界并无认真的讨论；海南岛的情况亦大抵相似。”从这点上来说，“岭南”和“西域”的命名方式有些类似：以阳关和玉门关为基点，迤西地区都属于“西域”，因此有狭义西域和葱岭以西的广义西域；而以南岭为基点，其南地区其实都是岭南。越南北部以及海南岛属于广义的岭南。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按照考古学前辈苏秉琦在《岭南考古开题》中的说法：“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中国与印度次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岭南”文化，不能仅站在“中原”的角度。
1993年发掘的距今10000年的玉蟾岩遗址，出土釜形陶器火候很低，夹杂大量粗沙，是中国最早的陶器之一；4枚稻谷壳也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类似的发现表明，以南岭两麓为核心的华南地区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陶器和稻作农业起源地。特别是，以圜底、圈足器为根本特征的“几何印纹硬陶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土著性”，这一文化系统甚至遗址延伸至我国、东南亚和大洋洋群岛的史前文化。华南砾石石器与华北石片石器传统明显有别，被认为是华南土著文化本土起源、发展的最早。
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是洞穴和贝丘遗址。晚期遗址有山冈、坡地、贝丘、沙丘几类，前两者农业经济特征较鲜明，后两者渔猎采集特征明显。各类遗址反映出岭南居民对生态的不同适应方式和不同生计模式。
从人种的角度来看岭南的地方特色也很明显。郑君雷在中引用了学者朱泓的观点，朱泓认为：以浙江余姚河姆、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的“古华南类型”(先秦时期主要分布在浙、闽、粤、桂地区)与现代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等较接近，“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此外，学者林惠祥认为，今天的马来族是在印度支那和华南一带形成后逐渐南迁南洋群岛的。
郑君雷指出，从考古学上来说，岭南土著汉人的形成是在西汉中后期，这个时期广州、韶关、贵县、合浦等地汉墓与中原汉墓的发展轨迹已经趋同。西汉中后期岭南汉墓的地方特点仍然突出，但是可以视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晋唐时期中原居民大量南下，与土著汉人、土著俚人发生大规模融合，广府民系初步形成。宋元时期北方汉族再次大量南下，经过新一轮族群融合，奠定了广府民系的格局。
郑君雷认为：北方长城地带的西端是文化因素和族群背景很复杂的西域，东端是文化具有某些同质性的东北地区。珠江地带西端云贵高原的文化传统和族群背景亦复杂，武夷山脉以东的闽江流域与珠江地带具有许多相似性。北方长城地带以北是广袤的草原戈壁，珠江地带以南是浩渺的大海汪洋，“将草原理解为绿色的海洋，或者将大海理解为蓝色的草原，就容易理解珠江地带在人文地理和族群地理上的意义”。
如果以“简史”的形式勾勒出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的大略情况，大致是这样：秦定岭南，设置桂林、南海和象郡，“南至北向户”。西汉前期南越国控制岭南，元鼎六年(前111年)亡之。西汉设置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儋耳郡、珠崖郡，隶属交趾刺史部。海南岛的儋耳、珠崖两郡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弃置。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西汉前期已纳入南越国疆域。西汉岭南九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置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红河平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超出人们的一般想象。
岭南战国秦汉墓常有人首、兽首或禽首铜柱形器出土，一般为长柱形，上大下小，下端侧面或正面有方形穿孔。被称为“柱形器”、“柱形栓”、“车饰”、“仗头饰”、“仗头器”等，用途众说不一。而郑君雷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他认为它们很可能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架棺”葬俗有关。他曾撰文指出，岭南战国秦汉墓发现时往往棺椁，增添了讨论“架棺”葬俗的难度，甚至会被为臆测。不过在广州汉墓确实有直接“架棺”的实例，更多见“架举棺室”的情况。在其他一些岭南战国秦汉墓的墓底和二层台面上，发现有许多柱洞和凹槽，它们的、数量和形制各异，其中一些也可能与架棺所使用的木柱柱洞有关。
他指出：“岭南地气卑湿，‘架棺’的目的应该主要在于防潮(在岭南战国秦汉墓中见到的防潮和排水措施不下五六种)，是对的适应，也可能是对‘干栏式’建筑的模仿，是文化史上‘真正的南方’在考古学上的表现。”
此外，郑君雷指出，西汉在南海郡置圃羞官，在交趾郡县置羞官，这两种职官仅设置在岭南地区，东汉交州有“橘官”。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圃羞官主要是负责筹措帝王膳馐之原料和进献海产品。更明确地讲，圃羞责应当与岭南特产果木、蔬菜种植栽培以及水产捕捞、野生动物猎取有关(包括食材加工)。圃羞责大致相同，也许还承担其他珍稀植物(香料、中草药物、名贵花卉等)的种植栽培。也就是说，广东人好吃擅吃的文化，是其来有自、历史悠久的。
郑君雷通过将西汉边远地区划分为西北朝鲜、辽西辽东、中南部长城地带、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和东南沿海八个区域，分别讨论了各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那么当时岭南地区的汉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和特色呢？
郑君雷指出：“南越国的制度、百官制度、宫寝制度、陵墓制度、度量衡等都以秦汉体制为基础，却有所变易。南越国阶层引领的南越国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越汉混合的新型越文化，这类族群集团可以称为‘次生越人’(包括越化汉人)。‘次生越人’与‘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著越人’共同构成南越国的族群基础。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血缘和文化的交融大趋势，是‘次生越人’形成和壮大的基础，‘次生越人’是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次生类型’。”
更具体一点说，岭南南越国墓出土的随葬印章虽然多为汉姓汉名，阶层实际却是由越化汉人和土著越人构成。南越国的居民大约包括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著越人和“次生越人”几部分。虽然武帝平灭南越时这些集团和分布情况和构成比例不清楚，但是至少在南越国首府番禺和郡县治所已经存在着“次生越人”集团，他们在民族意识上归属于越人，文化上则受到岭北中原文化不断增强的冲击。记者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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