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马的今年多大“非常感谢傅京起老师，选择把《云龙白曲残本》捐赠给我们州博物馆，让这本书回到大理，回到它的原生地。”昨日上午10时，在傅京起女士向州博物馆捐赠《云龙白曲残本》的捐赠仪式上，州博物馆副馆长杨伟林说。
杨伟林说：“由于《云龙白曲残本》的价值极高，很多收藏单位都想收藏，但傅京起女士最后选择了大理州博物馆。我们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对藏品进行数字化录入、、收藏、保管，向观展群众展示、宣传，让更多的人知晓。”
“今天我也特别兴奋，这是我母亲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她希望这个本子回归自己的家乡大理。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而大理州博物馆是最理想、最稳妥的地方。以后把这个本子作为数字化的作品，能让更多人了解白族文化的珍品，我也代表家人，非常感谢博物馆的展示与收藏。”傅京起说。
在近距离观察《云龙白曲残本》过程中，记者感受到了此书的沧桑与脆弱，看似一摸就会碎的发黄页面，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据资料显示，《云龙白曲残本》用古白文撰抄。残本无页码，也无款识，因此，撰抄者姓氏不可考，也不知撰抄时间和地点。残本中有两件文字残片，一件是一个白族在中元节给祖先烧的金银包图样，图样上有“二十八年（1939年）金泉乡”字样；另一件是一张借款条，上有“二十一年（1930年）”字样。曲本的传抄地，判断应在今云龙宝丰一带。理由如下：其一，金银包上有“金泉乡”字样，按宝丰乡旧名雒马井、金泉井；其二，按曲本中白曲的释读情况，其语言与白语南部方言大理话十分接近，按大理话也可基本释读。根据白语调查材料，在云龙各地的白语土语中，只有宝丰白语与大理白语最为接近；其三，宝丰是旧时县府所在地，民间知识较多，当地有使用白文习俗，目前在云龙面世的白文材料，绝大多数都发现于宝丰一带。
《云龙白曲残本》原件原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白语调查组徐琳等于1958年发现并收集，现由徐琳的女儿、美国马里圣玛丽大学傅京起教授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有扫描图版。傅京起在国外出版了《云龙白曲残本》的英文版。
傅京起拿着《云龙白曲残本》英文翻译出来的书本激动地说：“我母亲在1958年收集到了这个曲本，从此以后，她非常重视，想把它作为单行本进行发表，最后这个愿望也终于实现。这实际也是由我们三代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了英文版的翻译本。”
据了解，徐琳、傅京起曾经多次表达了将曲本赠归大理的愿望。鉴于该曲本在白族文学史、文字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高度价值，大理州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沟通，在多方努力下，此曲本顺利从海外回归大理。（本报记者 杨艳玲 实 习 生 李 丽 文／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方语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民委民族语文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理事长王峰博士，于2014年7月9日，在本报“白文重要古籍文献”专栏发表的《无比珍贵的白文民间诗歌集云龙白曲残本》一文中，介绍了《云龙白曲残本》在白族文化史上有着五大价值：
《云龙白曲残本》收录了大量白语民歌，可考证的就有177首，这是白族迄今为止单种文献收录民歌数量最多的诗歌集，是白族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其形式和意义都可堪比汉民族的《诗经·国风》。
曲本现存75页，其文73页，每页9至10行，12至13字不等。正文为毛笔墨书书写，有朱笔圈点。字体基本为楷体，间有行书。款式从上向下书写，从右到左移行。白棉纸线装。曲本正文有不同程度破损，边角尤为严重，因此页面高度和宽度都无法测量。残本用白文记录了大量格式为“七三五，七七七五”或“七七五，七七七五”的白族“山花体”民歌，白族地区称之为“白曲”，格律严谨。
因《云龙白曲残本》破损严重，加上残字、缺字难考，可辨析释读的曲子共177首，绝大多数为描写男女感情的情歌。
如同《诗经》一样，《云龙白曲残本》中的诗歌大量使用“赋比兴”的表达方式，运用当地习俗和事物特点来表达复杂的心理感情。
《云龙白曲残本》的文字学价值极高。与迄今发现的所有白文文献不同，该曲本是白文自造字数量最多的一种。
自造字是白文的重要标志，但大多数白文文献，都以汉字为主，自造字多则二三十字，少则七八字。而云龙白曲残本，仅不完全统计，自造字就多达近千字，且变异字、形声字、加形字、意义合体字、音义合体字各种类型都有，堪称一部白文自造字字典。